陈伯达与田家英：往事与沧桑

来源：爱思想网

原题：陈伯达与田家英恩怨揭秘

作者：萧象

陈伯达与田家英，堪称上世纪40至60年代中共党内两位杰出才子，其中陈长田年仅18岁。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先后抵达延安，并于1939年及1948年正式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担任秘书一职。

在田家英成为毛泽东的秘书之先，他与陈伯达之间曾建立起一段师生情谊，并经历了上下级关系的考验。随后，他们不仅在上下级的关系上深化了联系，更在同事之间多了一份深厚的友谊。

才高八斗的陈伯达与青年才俊田家英均深受毛泽东的深切喜爱与信任。自延安窑洞至京城之南的紫禁城，他们始终紧随毛泽东左右，不离不弃。在陈、田的政治生涯中，这份殊荣无以伦比。

遗憾的是，尽管他们身为同一位领袖的秘书，两人之间的纽带并未因此变得更加紧密，反而因之产生了纠葛，矛盾丛生。这种纠葛和矛盾，在一位特别讲究矛盾处理的领袖周围愈发显著，随着时间的流逝，双方的荣辱得失不断交织，矛盾逐渐升级，最终演化为一种难以消解的怨恨。时至今日，提及陈、田二人，人们仍以此作为评价他们的是非标准，用以抑扬褒贬。

这种纠葛于两位秀才之间的纷争，虽带有几分文人相轻的纠葛与恩怨，却并非历史与现实社会中罕见的景象。然而，鉴于他们身为“南书房行走”的特殊身份，以及最终双双陷入政治漩涡的悲惨命运，他们的恩怨纠葛不可避免地蕴含着一种历史的悲剧色彩，映射出诸多历史经验与教训，因而具有不容忽视的历史研究价值。

据知情人披露，自建国初期起，陈伯达与田家英之间的矛盾便初露端倪。1953年，陈伯达与胡乔木、田家英一同肩负起起草宪法的重任。在起草过程中，胡乔木与田家英时常与陈伯达就意见分歧展开争论。陈伯达性格强势，颇有霸气。一次，在毛泽东主持的起草小组会议上，胡乔木对陈伯达提交的初稿提出了批评与修改意见，会议结束后，陈伯达情绪激动，大发雷霆。为了维护团结，胡乔木和田家英此后在提出任何意见时，都会事先与陈伯达沟通。两人的意见往往趋于一致，或较为接近。面对胡、田的坚定立场，陈伯达无法反驳，因而心生恼怒，消极怠工，屡次抱怨，甚至表示想要辞去职务，回乡成为一名小学教师。逄先知：《毛泽东与田家英》

毛泽东主席与田家英（位于左一）、陈伯达（位于左二）等人士。

矛盾的因素，悄然滋生于1940年代后期的延安之地。“你有什么贡献？”此问让田家英深感失望。逄先知：《毛泽东与田家英》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八大决议中，陈伯达所提出的我国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此表述遭到毛泽东的否定。因此，陈伯达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并一度陷入苦闷之中。而“才高八斗”的田家英则因陈伯达的失势而感到得意。陈伯达深感自己正处于困境之中，然而田家英非但未曾伸出援手，反而情绪波动明显，喜怒形于色，这逐渐在陈伯达心中筑起了一道隔阂。”。（张希贤：《陈布雷与陈伯达——在历史转折点并肩前行的两位幕僚》，第395页）

从上述知情者和研究者所持的两种不同视角来看，我们能够捕捉到一个大致一致的共识，即陈伯达与田家英两人矛盾源于性格冲突。，大抵是文字的纷争往往超越了观点的差异，情绪的碰撞往往掩盖了思想的分歧，荣誉与耻辱的角逐往往胜过对是非的探讨，这在相当程度上显现了文人之间的相互轻视。通过进一步观察，我们发现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相互轻视的纠葛，甚至引发争论，但他们的正常工作关系和人际交往似乎并未因此遭受重大影响或阻碍。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在随后的1959年庐山会议上，陈和田两位留下的历史印记，与其说是对立的对手，不如说是同舟共济的“兄弟”。

吴冷西回忆录中记载：7月23日，毛泽东对右倾的批评犹如晴天霹雳，庐山会议瞬间经历了巨大的转变，由纠“左”转为反“右”。这突如其来的转变令乔木、家英、我以及陈伯达等人大感惊愕与困惑。会议结束后，乔木独自匆匆返回住处，而家英、我及陈伯达则一同沿着河东路向西而行，途经仙人洞，一路上气氛凝重，彼此无言以对。“乔木、家英、我和陈伯达四人受到指责，中央对此立案进行审查。”（摘自吴冷西所著《与家英共事的日子》）

这是指标志党内重大政治分歧的在庐山会议之际，陈与田观点如出一辙，立场鲜明统一。作为知识分子，他们的良知指引着他们选择了正义的道路。因此，他们共同成为了同一艘船上并肩作战的“难民”。

陈田关系生变。双方的矛盾日益显露于外，这一现象始于庐山会议之后的1960年代。陈伯达对此有言。

《人民公社条例六十条》在广州会议得以表决通过后不久，田家英便来找我。尽管他先前也参与了文件的讨论，但他突然提出六十条存在问题，主张重新起草一份新文件。我对此表示批评，认为他未免太过冒失，中央刚刚通过了文件，他怎能如此轻易地发表意见？我的批评言辞犀利，让他感到尴尬。这便是我们之间产生分歧的起因。他试图转移话题，提及广州与香港相隔不远，提议我们应该去香港游览一番。对此，我感到颇为惊讶，便询问他为何突然有此想法，他回应说自己的哥哥可能目前在香港。我追问详情，他这才透露自己的哥哥曾在中央社任职。听罢，我并未再作回应。鉴于田家英是我向毛主席引荐的，我有责任关注他的政治状况。考虑到他拥有如此关键的社会联系，而我之前却未获其告知，这自然引起了我的关切。”

1961年3月，广州会议召开。随着1962年夏季北戴河中央会议的召开，双方的关系迅速演变成一种严重的僵持状态。在《与家英共事的日子》一书中，吴冷西向我们生动描绘了当时的情形：家英曾向我透露，陈伯达此刻正主持着决定的起草工作，显得颇为得意。他遇见家英时，竟不语不言，也不主动打招呼，仿佛视而不见。

“沉默以对，无视寒暄，仿佛彼此未曾相识”，这情形足以表明关系的僵化，矛盾的激烈。然而，吴文并未阐释导致这种状况的具体缘由。从庐山的风波到北戴河的会议，短短两年间，曾经的战友变得如同陌生人，变化的迅速与剧烈，让人难以理解。即便广州对田家英的严厉指责和不满存在，陈伯达似乎也不至于如此对待自己的同事和下属。这其中是否还有其他未知的因素？

果不其然，从《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中，我们有了一个重大发现，请看陈伯达接续广州的叙述：

尽管那场对话并不愉悦，但我心想，既然风波已过，便不再萦绕于心。此后，我也未曾向毛主席提及此事。返回北京后，我偶尔会前往琉璃厂的旧书店寻觅书籍，而他总是我邀约的同伴。直至某次在北戴河，我前往拜访毛主席时，主席显得不悦地对我说，你听说田家英是如何评价你的吗？我顿时愕然，心中茫然不解。毛主席遂将江青唤至身边，嘱其转告陈伯达：将田家英所提及的陈伯达言论告知陈伯达本人。他未选择与我直面沟通，却转而向江青倾诉，意图借助江青之力去影响毛主席，这一行为使得双方关系的修复变得尤为困难。”

原来真相大白。正是由于第三方因素，尤其是毛泽东作用的介入和推动，陈、田二人之间的关系才呈现出如此迅速且戏剧性的转变。我们虽无法确切知晓陈伯达在听闻毛泽东这番话语时内心的所思所想，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一情形与前文所述吴冷西所经历的戏剧性场景之间存在着必然的逻辑联系。唯有如此，方能合理地解释陈伯达对田家英态度的转变。《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涉及与田家英矛盾关系的唯此一处，就是这惜墨如金的一处文字给我们留下了一条珍贵的历史信息，为我们释读陈、田关系提供了一把解密的钥匙。

不论是在上下级的关系中，亦或是在年岁的长幼秩序里，田家英总是不待言辞地率先向陈伯达致意。然而，这一次陈竟选择置若罔闻，仿佛视而不见，此举自然激怒了性格刚直、正直耿介的田某，他的怒火也难以轻易平息。然而，他岂能料到，这竟是他不久前所提投诉的曲折回响，主公竟将投诉内容原封不动地转给了被投诉之人。自然，陈伯达也未曾料及，主公此举传话于他，背后竟藏有如此深远的玄机。

田家英向吴冷西透露，陈伯达对他“不言不语，不打招呼，仿佛视而不见”，而陈伯达本人亦感慨，二人关系自此“难以修复”。基于此，我们可以坚信，1962年毛泽东在北戴河向陈伯达传达的指示，其背景和意义定非同寻常。陈、田二人关系的转折与关键节点，无形中加剧了二者之间潜藏的矛盾，将原本心存隔阂的陈伯达和田家英推向了关系日益恶化的轨迹。若在此之前，两人间的矛盾尚能得以调和，并未造成严重后果，那么自那之后，陈与田之间的隔阂日渐加深，积怨亦日益膨胀，终至彼此间再无和解之可能。

不禁让人疑惑，毛泽东为何会选择向陈传达信息？而且为何是在这样的时机？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田家英受到了批评，心怀不平和冤屈，恰好有机会向江青和毛泽东倾诉，毛泽东一时冲动之下，便转告了陈伯达。这固然是一种基于常识的简单分析。然而，考虑到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卓越才智和当时党内斗争的复杂性与激烈程度，笔者希望从事件发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出发，提供另一种解读视角。

如所周知，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凭着自己的威望打倒了彭德怀，取得了表面上的一时胜利，但接下来的大跃进失败导致的大饥荒使党内外不满情绪急剧上升。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和随后的西楼会议上，刘少奇认为毛泽东向来关于形势的“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比喻判断已不适合当前的严峻形势，而提出造成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看法。刘的这一看法获得党内普遍共鸣，却又一次触动毛深藏于内的那根敏感神经。就在此时，田家英衔命下乡调查，返京汇报，其赞成包产到户的意见，在刘少奇处获得支持，而在毛泽东处情形却大不相同：

“这是你个人的观点，还是受了他人影响？”田家英回答：“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当时，毛泽东并未对此发表任何评论。逄先知：《毛田关系》

没有表示意见就是最大的意见。庐山会议上，田家英、陈伯达作为毛泽东身边的秀才抱成一团，站在了彭德怀一边，田家英私下更说出“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不要百年之后有人议论”的针对毛的三条意见，被泄露于众，毛泽东已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虽然隐忍不发，宽宏大量地把手下秀才保护过关，却并不等于秀才们已与过去一笔勾销，从此毫无牵挂，可以高枕无忧。这仅是毛泽东留用教育，以观后效的一种政治与用人策略。在党和国家两位主席相互较劲、党内政治斗争呈现激烈的重要时刻，田家英的此番汇报，让毛泽东又一次看到身边的田与自己相左，且“对另一个主席很尊敬”（毛对田的评语），毛不仅大失所望，更有一种隐忧，甚至怨怒。毛不能不有所表示。

毛自然洞悉田家英与陈伯达之间错综复杂的关联，然而他们在庐山所展现的紧密团结，却并非他所期盼之景。他深知分而治之的精髓，决心证明自己不仅能够治理天下，亦能驾驭身边的人。因此，在北戴河会议召开之际，便出现了毛向陈传达信息、而陈对田却视若无睹的奇异场景。同时，毛也重新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对田家英进行批评，并反击刘少奇所倡导的右倾单干之风。

这也昭示着陈、田二人关系的僵化乃至破裂，与当时党内那场激烈且复杂的斗争之间，存在着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微妙联系。自那以后，田家英便失去了毛泽东的信赖。

在那个时代，对于每一位共产党员而言，失去毛泽东的信任其严重性不言而喻，更何况是担任秘书的田家英。田家英曾一度引用唐代韩愈《进学解》中的话语：“投闲置散，乃分之宜”，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其内心的复杂情绪。（吴冷西语）

田家英的率真性格并未因世事变迁而有所改变。当罗瑞卿就林彪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顶峰”的观点征求田家英的看法时，他直言相告，明确表示反对。他进一步阐述道：“‘顶峰’这一说法，违背了科学原理，偏离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根本无法立足。”（陆石：《我心匪石》，收录于《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

田家英无疑是敏锐的，也是正确的，可也是犯忌的。随着文革风暴的来临，党内斗争的白热化，罗瑞卿与杨尚昆先后被打倒，田同罗、杨的关系就变得可疑，田反对“顶峰”之说被揭露，也就成了“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证，更何况1965年12月田删掉 “海瑞罢官要害”的纪要事件，田家英这位毛泽东视为“右倾的秘书”在其看来已完全走向了反面，没有了使用价值。于是，与彭真、陆定一、杨尚昆一道，1966年5月田家英被中央立案审查。田家英因此而绝望自杀。

田家英因绝望而自杀。陈伯达一时风光，晋升为党内第四号人物。然而昙花一现，好景不常。陈伯达从政治秘书成为政治局常委、由幕僚进入决策，不久便与毛泽东继续革命的文革主张出现分歧而受到毛的冷落，并于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被毛清除出局，其政治结局比田家英更惨，也更具悲剧性。田家英在毛身后即获得平反，而陈伯达至今仍背着反党的骂名。

历来文人之间多怀轻视之心，而官场之上则常生纷争。田家英性情直率，耿直不阿；陈伯达则敦厚内敛，拘谨自持。两人性格上的冲突逐渐演变为工作中的矛盾，并在那个党内斗争激烈、形势复杂的1960年代，身处雄才大略的毛泽东身边，他们也被卷入政治的漩涡之中，挣扎起伏。最终，他们无一例外地成为了历史上空前的文化大革命中的牺牲者。这段历史所映照出的沉重教训与经验，足以令后人感慨与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