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述父亲胡宗南1949年的抉择与时光

叶霞翟女士，我的母亲，诞生于一个传统世家。她的外公持保守观念，坚决反对她追求更高等的教育。然而，母亲自幼便怀抱革新思想，她奋发图强，在初中阶段便毅然决然离家，前往浙江丽水就读寄宿学校。随后，她继续深造，完成了高中的学业。正当她准备报考大学时，外公却认为女性无需接受大学教育，坚决不允许她继续深造，且拒绝提供经济支持。在无奈之下，母亲只能选择进入公立学校继续她的学业。怀揣着深厚的爱国之情，她选择了杭州警官学校，并荣幸地成为了戴笠的门生。

自毕业于杭州警官学校后，我继续在上海光华大学政治系深造。完成学业之后，我远渡重洋，踏上了美国的学术之旅，并最终荣获威斯康辛大学的博士学位，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女性博士。我的父母曾在1937年定下婚约，却因抗战的爆发而不得不推迟婚礼，他们经历了长达十年的漫长等待。这段穿越时空的爱情传奇，时至今日依然令人感慨万千。

母亲虽曾受业于戴笠，却并未踏入情报界的门槛。她凭借卓越的书法技艺而声名远扬，深得戴笠的青睐与赞许，正是他引荐了父亲胡宗南与她相识。在母亲的散文作品中，所提及的“雨师”便是戴雨农，即戴笠本人。

戴笠之所以能够赢得蒋先生的深信不疑，实则与我父亲有着错综复杂的渊源。我父亲系黄埔军校第一期的高才生，凭借在东征北伐中的赫赫战功，赢得了蒋先生的极度信任。父亲在杭州与戴笠先生相遇，经过一番深入的交谈，两人对国家大政方针的看法竟然惊人地一致，于是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向蒋先生大力举荐。他们所隶属的机构之间亦相互交流干部。在我父亲驻守西安期间，西安警察局长的职务便由戴笠先生所派遣的人选担任。面对日本侵华的危急形势，戴笠先生组织了忠义救国军，其中不少干部曾是我父亲的旧部。在我父亲辞世之际，他身上所穿戴的那件略显陈旧的毛背心，正是戴笠先生二十年前所赠，这一细节充分体现了父亲对戴先生的永恒怀念。

抗日战争初起，日本狂妄地宣称可在三天内攻陷上海，三个月内彻底摧毁中国。然而，在淞沪会战的硝烟弥漫中，胡宗南部英勇奋战，坚守阵地逾六周，连续挫败日军步兵、炮兵、坦克和航空兵的协同进攻。胡宗南部虽英勇捐躯，但四万将士最终仅剩下一千二百人。著名报人张季鸾感慨万千，赞誉第一军为国家之精英，其如此悲壮的牺牲，令人不胜唏嘘。此后，该部奉令前往河南进行休整，继而转战至西安。胡宗南部最终告别西安驻防，那是在1949年五月，自西安起程以来，他在那里度过了整整十二载岁月。

在我眼中，父亲在抗战岁月里贡献了四大杰出事迹。首当其冲，便是他在教育领域的卓越成就。在西安的军校第七分校及战干第四团，他成功培育了三四万名军官和政治英才，他们奔赴全国各战场，为我国长达八年的持久抗战提供了坚实的人才后盾。其次，他成功抵挡了日军从北方发起的向四川的钳形攻势。面对日军屡次对潼关的猛烈进攻，意图侵占陪都重庆，父亲的部队始终坚如磐石，不动如山，出色地完成了中央赋予的至关重要的任务，并赢得了多场辉煌的胜利。其中，兰封之战击溃了日军土肥原贤二；在武汉保卫战中，共歼灭敌人五千余人；在豫西西峡口之役中，更是大获全胜。

正是在一九四四年的烽火连天之时，洛阳城陷落后，他毫不犹豫地奔赴潼关，召集了各路军队的师长以及敢死队的勇士。在发表演讲时，他身后摆放着一具棺木。他语气坚定，掷地有声地说：“若此次与日寇的交锋不能取胜，这棺木便是胡某人的归宿！”全军上下，众志成城，齐心协力，勇往直前，最终果真赢得了胜利。这一段英勇的往事，是当年敢死队的一员，如今已八十五岁高龄的杨廷华先生，在我不久前与他交谈时亲口讲述的。

他的第三项贡献，在于将青海、宁夏、甘肃等地的力量团结一致，共同投身于抗日战争。1943年，父亲派遣了三十七集团军的范汉杰将军，并指挥盛文的五十九师，成功平息了甘肃地区的回族叛乱。翌年，即1944年，他又委派了黄埔一期同学李铁军将军，率领二十九集团军开赴新疆。鉴于新疆曾一度受到苏联的诱惑，企图独立，最终在胡宗南将军的安抚与镇压下，局势得以稳定。

第四项贡献，胡宗南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共自陕北向外的扩张势头，并在争夺沦陷区青年归附的竞争中与中共展开了激烈的角逐。自抗战爆发以来，众多沦陷区的青年纷纷涌向大后方，其中不少原本打算前往延安，然而在途经西安时，却被胡宗南部截留，并被劝导转而前往王曲军校七分校深造，或是加入战干团，以期未来在军队中投身政治工作。连战主席的父亲连震东先生也曾受邀担任战干团的教官。

胡宗南、熊向晖在西北

1945年9月22日，父亲抵达河南郑州，肩负起主持日军投降仪式的重任，负责接收豫北、豫西地区的日军投降。日方代表为日军第十二军军长鹰森孝中将。仪式结束后，双方代表握手交谈。鹰森孝中将便向父亲询问，关于河南西峡口战役中，我方孔姓营长运用反斜面战术，击败了诸多日军部队一事，他非常希望能亲自与这位营长见面。经父亲核实，确认这位营长的名字为孔令晟。遗憾的是，当时孔营长恰巧在外地接受培训，未能与日本军长鹰森孝中将如愿会面。

熊向晖，原名熊汇荃，曾有意担任此职位，但孔令晟却心向从军，对参谋一职并无兴趣。在父亲的坚持面前，他最终只能作罢。鉴于父亲对孔令晟先生的深厚情谊，他此后还特地派遣专人协助孔先生补习学业，并全力支持其日后进入国防大学深造（注：孔令晟先生日后曾历任国防部作战助理次长、蒋介石侍卫长、海军陆战队司令、警政署署长等职）。

熊向晖初入部队时年仅十八，他的年轻思维虽独到，却并无妨碍。我有信心感化并指引他走上正确的道路。

在二〇〇五年离世之前，熊向晖曾透过他人向我传递信息。他特别强调，他之所以必须遵循共产党的指示行事，是因为他先一步加入了共产党。他满怀深情地表达，对我父亲始终怀有崇高的敬意，并恳切地请求我能够谅解他的过往行为。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在我幼年时，他曾向我母亲写信，明确声明自己未曾对您父亲做出任何对不起的事。

抗战时，蒋胡合影。

在二战胜利的曙光初现之时，国民政府高层对于国共双方是选择和平共处还是继续战斗这一问题，陷入了深度的思考。民国三十五年，国民政府中央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而蒋介石的日记中也有记载，指出中共在抗战期间趁机扩张势力，与日军协同作战，对我军造成了严重的打击，甚至几乎将我们的敌后游击队全部剿灭。战事结束后，中共进一步积极扩张其地盘，拒不服从中央的指挥，频繁发起挑衅，这让蒋介石感到忍耐之极限已被触及。

据说有一次在军事会议中，张治中将军认为国共之间不能战，战则国民党必败，因为八年抗战下来，国穷民困，人心厌战；但某首长却力言在三个月内必能消灭共党，蒋先生最后采纳了后者的建议。

“这同样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共产党恐怕不会轻易接受和谈的提议。”他提到了一位名叫陶有恒的同学，此人不仅与张治中关系密切，而且还是安徽的同乡。数年前，陶有恒曾前往北平，在那里他见到了张治中的女儿张月娥，并向她出示了张治中呈交给国防部的报告。国防部的评估是，这份报告“漏洞百出”。

近期，我有幸与一位远道而来的大陆长者相识。他分享了一段珍贵的经历，提及自己曾有幸翻阅到毛泽东主席的内部讲话档案。在抗日战争及胜利之后，毛主席曾对干部们特别指出，在国民党将领中，有两位人物尤为值得关注，他们分别是胡宗南将军与白崇禧将军。

2001年，我踏足德国。德国国会议员邀请我参加晚宴，他告诉我，在我到来之前，我的中国朋友们热议不止，包括我本人及我的父亲。他们谈论到我父亲曾一度差点抓获毛泽东。传闻中，若不是两者之间只差四百米，刘戡率领的二十九军便能得手。那时毛泽东藏于窑洞之中，护卫人员紧紧拉住马绳，以免马儿受到惊吓而嘶鸣，暴露目标。幸运的是，马儿没有发出声响，刘戡的军队在四百米处擦肩而过，未能发现毛泽东。对此，我感到十分好奇，便问及德国国会议员，那些中国朋友在提及我父亲时，是否带着仇恨？他的回答是，不，他们怀抱着敬意。

（有关国民党军攻打延安的经过，根据台湾“国史馆”《中共教导旅陕北作战日志》一书，曾祥廷将军的口述历史访谈回忆：“民国三十六年三月十八日，我奉命派了一个突击营突击延安，营长即原第一营营长应启新。三月十九日一早，我们到了延安东边的塔山，碰到了旅长、副旅长与参谋长。突击营的向导是共产党派的，所以进延安迟了一点，不然可以活抓到毛泽东。因为当时毛泽东还没走，毛泽东说我要看到胡宗南的兵进入延安我才要走，所以进入延安时，地下室的茶还是温的。他的情报很灵光，对我们的行动很了解。整个剿匪我们吃亏的就是情报不灵，对敌人了解太少，相反敌人对我们了解太多，甚至我们没有行动，事先他都知道。”按：国府负责情报的军统局局长戴笠已于前一年飞机失事遇难。）

1947年2月28日，蒋公在南京主持了一场秘密军事会议，目标直指延安。我父亲亦是这场会议的关键参与者。会议落幕之际，蒋公特地单独召见父亲，在交代完军事要务后，他额外补充道：“日后若有任何高见，不妨先与刘次长商榷。”此处的刘次长，指的是刘为章、刘斐，他当时担任国防部参谋次长。追溯至民国十九年（即1930年），刘次长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又投身于白崇禧麾下。

设想一下，所有事务都经由刘斐之手，军事机密又何从谈起？因此，刘安祺上将曾在访谈中提及，我军仿佛是在刘斐与郭汝瑰（注：曾任参谋本部作战厅长，亦为共谍）的指挥棒下前行。

历经国共两党间的数次交锋，父亲多次领略了惨痛的教诲，逐渐认识到中共可能在最高指挥层周围悄然安插了情报人员。面对形势的紧迫，父亲迅速调整战术，果断改变策略。正是这一决断的决策，使他仅用五日便顺利攻克了延安。比如，他指挥第二十九军对大小崂山实施牵制性攻势，却遭遇了坚不可摧的抵抗，数日未能取得胜利。与此同时，他巧妙地调遣第一军从山西方向发起主攻，这一举动出乎中共的意料。

中共对延安的誓死捍卫，以及抵抗到底的决心，在第一野战军的战史记载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记。中共中央发布的指令明确指出，他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展开抵抗。

攻克延安之际，我军虽感力不从心，但胡宗南部仍有穷追不舍之态。南京国防部随即发布急令，命我父暂停追击。我父虽遵令暂歇攻势，巩固既得成果，内心却持续琢磨如何重启追击。正当他准备行动之际，南京国防部再次下令，声称河南战事吃紧，急令第一军火速驰援河南。我们屡次目睹，部队一旦遵从南京的调令，往往陷入被动。1948年2月底，第二十九军的覆灭便是明证。因此，我父麾下众将互相告诫：唯命是从必致败北，而违抗军令却可能赢得胜利，此已成为坚定不移的信念。自1947年起，熊向晖虽已离我父而去，但其影响力犹在，但根本问题在于南京国防部的战略和部队部署，显而易见，还需赘述何哉？

1949年五月，南京的撤退脚步声中，解放军亦顺利跨越长江天险。国防部随即发出命令，要求我父将其防御线紧缩，并撤离西安。于是，他当机立断，指挥部队退守汉中。当时，胡宗南部仍拥有数个军的兵力，兵员逾十万。在此之前，众多部队已被从其麾下抽调，用以围剿解放军。在东北战役中，范汉杰将军便是父亲派遣至东北的得力将领。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文及其所辖部队，原本亦在胡宗南的指挥之下，他曾受命支援傅作义，然而这些部队在平津战役中几乎全军覆没。尽管在徐蚌会战中胡宗南部并未直接投入战斗，但仍有一部分部队参与了激烈的战斗。

因此，尽管父亲在离别西安之际，其麾下尚保留着数十个军的编制，然而真正实力雄厚、精锐无比的部队主要集中于第一军与第三军。其余各军虽名义上拥有相应的番号，实则兵力单薄。他们肩负着从陕豫交界处向东延伸至甘肃南部与东部的漫长防御任务，防线绵延数千公里。每日，前沿部队都与中共西北野战军展开激烈的战斗，战报频传不断。

首先是直接进攻山东，直至江苏的连云港；其次是直取武汉，武汉地处华中交通要冲，一旦局势紧张，可向南撤退至广州或江西，最后退守台湾；第三种方案则是进军云南，建立长期的游击根据地。然而，形势变幻莫测，这些建议最终未能付诸实践。（后来，据蒋介石的侍卫长孔令晟透露，第三个计划实际上是蒋介石的初衷。）

李宗仁退位之后，中央政权出现了一段真空期。1949年11月，蒋介石从台湾启程，搭乘飞机抵达重庆，亲自驾驭局势，并下令我父亲率部入川。父亲对此感慨良多，他说：“若此刻我前往四川，恐怕已为时已晚。大军入川，犹如自投罗网，正中共产党军队的陷阱，坐等他们瓮中捉鳖。”在汉中，父亲主持了一场秘密会议，与会者纷纷各抒己见，这一刻成为了决定胡宗南部队命运的关键节点。据随从参谋回忆，蒋介石多次从重庆打来长途电话，意图直接与我父亲对话，然而父亲却一反常态，始终避而不见。俞济时遵命连续拨打三次电话，父亲在无奈之下终于接听了电话。“总裁有令，你应立即率部入川！”

在那段岁月，父亲担任陕甘川绥靖公署的主持职务，部队分散于各个据点，与共军展开了持续的战斗。接到这一命令时，他深感苦恼。在会议上，他向高级干部们坦言，若将主力部队调入四川，从战略角度来看，将陷入极度不利的境地，极有可能被共军包围并消灭；届时，世人或许会指责胡某人是导致大陆沦陷的罪魁祸首。最终，父亲的参谋长罗列将军起身发言：我们不下川也不行，若我们拒绝入川，蒋先生必将沦为共军的俘虏，届时胡某人的责任将更为重大！在泪水的洗礼下，父亲无奈地勉力遵从命令，带领部队进入四川。

随着国共内战的战事接近尾声，我军主力部队面临着交通工具极度匮乏的困境，仅凭步行跋涉，行军速度显然难以满足南下入川的迫切需求。蒋先生曾承诺调拨八百辆大卡车以支援胡宗南将军的部队，然而，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最终只成功集结了一百辆军用卡车。胡宗南将军的部队在重重困难中艰苦跋涉，穿越险峻的大巴山，其英勇壮举堪与《三国演义》中邓艾率军下阴平入蜀的壮丽事迹相媲美；与此同时，他们以四川北部的重镇广元为据点，将其设为指挥中心。

川陕甘绥靖公署拟调遣主力部队第一军入驻成都，以保障川北各部在面临共军猛烈攻势时能顺利撤退。然而，蒋先生从重庆发出电报，明确表达了他的反对意见，坚决要求第一军前往重庆。在其私人日记中，蒋先生屡次指示胡宗南将第一军调往重庆。面对蒋先生坚定不移的立场，第一军不得不更改行军路线，转往重庆。当主力部队历经重重困难抵达重庆，却因贵州及川东接连失守，四川已陷入共军的严密包围。

刘伯承所率的二野势如破竹，迅猛推进，所向披靡。林彪执掌的四野则自武汉起航，一路挺进，直指广州，占领广东后，转而直捣四川，在川东南发起猛烈的攻势。彭德怀领导的一野，从陕西、甘肃两地昼夜兼程，紧追不舍。四川地方武装力量，包括刘文辉、邓锡侯的部队，均陷入动荡不安的境地。唯有幸存的黄埔系部队，宋希濂、罗广文的部队也接连溃败。我父亲的部队入川后，首要任务是稳定四川的混乱局势，接管溃败部队留下的防御区域。

王生明江山战役牺牲。

我军抵达成都，与四川叛军刘文辉部及前国防部厅长郭汝瑰的驻所相距仅一二日路程。他们密谋拘押蒋介石先生，企图借此向中共炫耀其战功。

父亲曾向台北的汤恩伯将军发送了一封至关重要的电报，内中明确表达了他对即将到来的会战的强烈反对。他着重指出，我军处于内线的劣势，一旦与敌军正面交锋，极有可能遭遇被全歼的险境。他建议，应把握时机，在敌军尚未形成合围之前，先对共军的一部实施打击，随后再寻找机会彻底消除剩余的敌军。鉴于形势的紧迫性，我军的兵力部署形成了一条曲折的蛇形阵势，他急切地恳请兄长提出宝贵的战略指导。

在这严峻的关头，宗南将军仍旧坚守着坚毅不屈的信念，其英勇风貌堪为全军之楷模。

父亲洞悉时局变化，深知现状无法长久维持，故坚定地提议国府迁往台湾，并竭力劝说蒋先生退守宝岛。1949年12月9日，蒋先生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成都。在蒋公离开蓉城之际，父亲立刻动身前往西昌，意图稳定该地的局势。西昌一度被刘文辉部所控制，父亲迅速调动第一师一个营的兵力前往西昌，成功消除了刘文辉部一个师的威胁。

在逃离四川，向西南方向撤退的途中，父亲不幸遭遇了极端恶劣的气候。彼时，整个大陆已落入共军之手，飞机无奈只得转向南方航线，最终迫降于海南岛。然而，连日阴霾笼罩，飞机无法起飞，与台湾的通讯亦告中断。蒋先生刚从成都返回台湾，心切地想要与父亲取得联系，却四处搜寻而一无所获，心情显得异常焦躁。幸运的是，随着天气逐渐转晴，父亲终于抵达了西昌，并重新设立了指挥中心。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他逐步将打散的部队集结，部队人数迅速增长，最终扩充至一万余人。

1949年11月，胡宗南将军率领的部队从陕西转战至四川，很快便迎来了冬季的严寒。面对这片陌生的土地，部队不仅缺少过冬的必需物资，粮饷供应也中断，兵员不足，甚至军火弹药也变得稀缺。据我统计，在成都战役中，我父亲所率领的六位师长，有的英勇战死，有的以身殉国；三位军长中，两位身负重伤；两位兵团司令，一伤一俘。至于团、营、连级军官，损失之重几乎令人瞠目。这些英勇的牺牲，不仅确保了国民政府得以全面撤退至台湾，也为蒋介石先生解除了后顾之忧。

据父亲属下所言，国府精锐之师，在杜聿明、傅作义、刘峙的指挥下，于东北、华北及淮海三地的激战中皆遭遇挫败，其武装力量亦随之易手，尽落共军之手。而在四川的重庆与成都一带，我军与胡宗南部交火之际，敌方凭借一排兵力即可配备一辆战车，武器装备的差距显而易见。然而，即便如此，第一军在重庆之战中依然取得了局部性的胜利。

我国军队绝无可能让父亲在西昌构筑起稳固的基地，以此与台湾展开战略上的对抗。1950年三月，我军十万精兵围剿西昌，父亲所率领的一万部队，大多是新组建的部队，且分布驻扎在众多据点，兵力分散，难以形成合力。同时，弹药补给也陷入困境，当地的彝族民众大多不愿与我国合作。

我国军队形成严密包围，齐声高喊活捉胡宗南的口号。假如胡宗南被我国军队成功俘虏，这对国家究竟有何裨益？没有了他的存在，又有谁能领导那些分散的部队和七分校的学员呢？

罗列曾感慨道：“汉高祖刘邦身处绝境，纪信不惜以身试险，假扮其身，巧妙地引开了匈奴的冒顿单于。”我愿秉承纪信的英勇精神，自此刻起，将指挥权交托于我。我将效仿纪信的英勇，而你将登上飞机。罗列与赵龙文等将领簇拥着父亲，强行将他带入飞机，直飞台湾。不久，共军攻入西昌，战火纷飞之中，罗列不幸受伤，陷入了昏迷。当地彝族民众将他全身的衣物剥去，但在共军清理战场时，却未能找到罗列，于是宣布他英勇牺牲。台湾方面随后追认罗将军为忠烈，并将其祀入台北的忠烈祠。然而，实际上，负伤的罗列在得到当地百姓的救助后，在彝族人民的帮助下，历经千辛万苦，从四川一路南下至广州，最终辗转逃亡至香港。

正当西昌易主之际，父亲在台误信罗列已英勇献身，遂将罗列的母亲奉若己出，细心照料。罗列逃至香港，父亲喜出望外，立即向蒋先生汇报此事，并火速为罗列办理了入境手续。随后不久，父亲获任澎湖防卫司令官。1959年某日，蒋先生召见父亲，询问他是否愿意接受陆军总司令一职，父亲谦逊地婉言谢绝，并向蒋先生极力举荐罗列。蒋先生表示同意，罗列因此被任命为陆军总司令。

胡宗南于1951年遵照蒋介石之令，担任“江浙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兼浙江省主席”，指挥大陈岛海上游击队）。1960年，蒋经国先生受命前来拜访父亲，并邀请他出任参军长。父亲向蒋经国表示：“请转告‘总统’，我身患心脏病，无法胜任此职务。”遗憾的是，两年后，父亲因心脏病突发，不幸与世长辞。

父亲初抵宝岛，却不幸遭遇了一件令人不快的插曲。1949年，部队奉命自西安撤退至汉中。随着和谈的破裂，共军成功渡过长江，战局急转直下。父亲心生一计，决定在台湾为麾下将领购置住宅，以稳定军心，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于是，他动用一千两黄金，在台北南京东路、松江路一带购置了五十套房产，作为将领及其家眷撤退台湾的临时居所。然而，父亲并未趁机为自己购置宅邸。不料，陕西省议会副议长李梦彪竟擅自闯入父亲办公室，向其幕僚副官提出要求，期望能像胡宗南部将领一样，分得一套住宅。幕僚人员向李梦彪解释，这些房屋是为将领们预备的，他并不符合条件，但此事他们并未向父亲汇报。身为“监察委员”的李梦彪，怒不可遏，向“监察院”提交弹劾案，以失去大陆为由，对胡宗南发起弹劾。

父亲历来话不多，遇到旁人的诽谤与误解，他总是选择沉默以对，也不准手下为他站出来，仗义执言。他常以告诫的口吻对我们说，辩解过多只会给“总统”增添不必要的麻烦，言语无需多费。即便遭受了不公，也应当忍受屈辱，含泪默默承受苦涩的果实。

递交弹劾案后，108名立法委员齐声捍卫其父的声誉。国防部的深入调查表明，该弹劾案已被取消。蒋先生对胡宗南的品格深信不疑，并亲自发表声明强调：“若无胡宗南，我怎能离开大陆？若无胡宗南，‘政府’又怎能成立？你们又怎能得以出生？请立即结束这一案件！”此弹劾案最终无果而终。

自1955年至1959年，父亲担任澎湖防卫司令的期间，他巧妙地将自己的薪水分成三份。其中一份寄回故乡，一份用于“长官部”的公共开销，余下的那份则无私地分给了两位在澎湖防卫司令部辛勤工作的部下。他们各自肩负着养育七八个子女的重任。起初，我们全家对此事毫无所知，甚至母亲也未曾听闻。直到父亲和母亲离世多年后，我带着孩子前往澎湖，怀着崇敬之心瞻仰那里矗立的胡宗南铜像。恰巧的是，我遇到了一位曾在父亲任职期间在办公室服务的资深士官。

这位资深的士官展示了他已故父亲珍藏的“军人补给证”，并追忆起往昔胡司令曾对他的教诲，即在发放军饷时，需将薪金分成三份，其中一份需转给两位子嗣众多的部属。这位老士官与其中一位名叫梁的战友保持着紧密的联系，特意将梁先生的联络方式转交给了我。抵达台北后，我立刻拨通了梁先生的电话，他的声音中透露出难以掩饰的激动。仅仅数日之后，梁先生的两位身为军官的儿子便来到了我的办公室。其中一位中校军官明确表示，他们的父亲曾有过明确的指示，无论胡某遭遇何种变故，他们兄弟二人都将不畏艰险，竭尽全力提供援助。

显而易见，父亲仅将收入的约三分之一带回家，这样的微薄收入显然难以维系家庭的基本开支。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那时的我们家庭常常因资金短缺而陷入困境，母亲总是为金钱的事而忧心忡忡。尽管父亲多次劝慰她放弃外出教书，安心照顾孩子，但家中经济状况捉襟见肘，母亲不得不寄希望于撰写文章以赚取稿酬。尽管她拥有留美博士学位，但写作散文并非易事。为了缓解经济压力，她尝试向《中央日报》副刊投稿。然而，面对严格的稿件审查标准，母亲的初次投稿便遭遇了退稿，那晚她痛哭失声，我陪伴在她身边，深切地感受到了她的失落。但母亲并未气馁，她重新拾起笔，一篇篇投稿，一次次被退回，然后再次执笔……直到第三次投稿，她的文章终于被采纳，稿费也顺利到账了。那一刻，我们几个孩子的学校午餐立刻变得更加丰盛。父亲就是这样的人，他宁愿自己节衣缩食，也要慷慨地对待下属，这也是他能够赢得下属衷心拥护的原因。

“不行！必须退回去！”

十年前，我专程前往高府，对高化臣总务长夫人不幸仙逝的消息表示最深切的哀悼。我紧握着他的手，用充满同情的语气劝慰他节哀顺变，轻声说道：“高伯伯，请您务必保重。”然而，高伯伯并没有向我讲述夫人昔日的点滴，却转而讲述了关于他父亲的往事。他回忆说，当时他在台湾大学任职，他父亲从大陈岛寄来一封信，希望他能前往提供协助。高伯伯提到，大陈岛的生活环境极其艰苦，他起初并不愿意前往，但父亲信中的责备之情，似乎隐含着对未能前来的担忧。在收到这封信后，高伯伯立刻收拾行囊，踏上了前往大陈的旅程。他告诉我，父亲每天仅用盐水泡饭果腹，餐餐都是盐水泡制的稀饭。在目睹胡宗南将军的艰辛生活后，他决定不再返回台北。于是，高伯伯留在岛上协助父亲，直至1952年两人一同离开大陈。在叙述这段历史时，高伯伯的情感激荡不已，泪水甚至夺眶而出，我的内心也被他那深情厚意的回忆深深打动，泪水也随之滑落。

父亲驾鹤西去的噩耗传遍亲朋好友、学子门生、部下同仁之间，无不悲痛欲绝。自他离世以来，岁月流转，已过去四十七载春秋。每年的祭日，往日的部属们都会如约而至，从不缺席。起初，悼念的人数众多，可达数千，但随时间的流逝，一代代的老者相继离世，悼念的人数逐年减少。如今，他昔日学生的最年轻者也已步入八十五岁的高龄。不久前，我们再次举行了一场纪念活动，其中一些年迈的老人虽然行动不便，但仍克服重重困难，从台湾各地远道而来。这些老人们对我深情地说：“您的父亲堪称完美无瑕，我们必将永远铭记在心，深切缅怀！”

文章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