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年我带领步兵连参加严打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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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的初秋时节，我刚刚结束休假返回家乡不久，便接到一封急促的电报，被迫紧急召回部队。当我夜幕降临，匆匆抵达驻地时，已是晚上9点钟。连队通信员张付申在火车站出口等候着我，他告知我无需返回营区，因为连队已临时集结于市内某中学，具体任务尚不得而知。彼时，我担任步兵连的连长，负责驻守在豫晋交界的某市郊外。

连队官兵荷枪实弹集中在学校的大礼堂里，此外还有数十名腰挎手枪的警察和大都是妇女的居委会主任们。指导员万海峰把我拉到一边，翻开记事本对我说：今晚连队将参与全市范围内统一启动的“严打”行动，负责在市区西北部三个街道办事处辖区内的抓捕工作，具体行动时间将依照统一指令执行。指导员补充道，我们是在晚餐后，乘坐覆盖了篷布的卡车被运送到此地的，火箭排留守在营区，而其他三个步兵排均已悉数抵达。

八十年代初，我国改革开放的路径尚不明朗，在民众眼中，改革开放意味着联产承包、高考的恢复以及知青返城，以及倒卖商品、交谊舞和邓丽君的流行音乐。这些现象让文革结束后的中国显得有些纷繁复杂，而流氓滋事、盗窃抢劫等犯罪事件逐渐增多，也引起了民众的不满。面对这样的局面，国家不得不采取相应措施，不允许小小的盗贼干扰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因此便出现了后续的严打行动。当时的口号是：“能抓的绝不放过；能判的绝不姑息；能杀的绝不手软。”并且强调“从重从快”的处理原则。

在行动展开之际，全体人员被划分为三十余个小组，每组均由两名军人、一名警察以及一名社区干部共同组成。公安机关事先已准备好了一份详细的抓捕名单。

鉴于抓捕行动采取了网络化布局，各小组依照既定计划分头展开行动，因此连排长们也分散至各小组之中。我与三班长李彪、片警老张以及居委会的余主任（女）一同组成一个小组，我们的任务是负责追捕位于一条小巷中的三名“不良分子”。这些所谓的“坏人”如今不过是些滋扰邻里、偷鸡摸狗，甚至涉足男女私情的街头混混。然而，回溯至三十多年前的中国，那时的社会对这类人和事持零容忍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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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点的钟声敲响，校门如同闸门般缓缓开启，一支由军警民联合组成的数十人抓捕队伍依次走出，悄无声息地融入了豫西北城市夜色中昏黄的街灯之下。街道上人迹罕至，市民们对这突如其来的军警集结与行动毫无察觉，抓捕行动的消息如同被铁桶严密封存，未被外界所知。军警如同神兵天降，所有被通缉的“坏人”皆处于茫然之中，无人提前得知消息而得以逃脱。

我们小组首次实施抓捕行动的对象，便是一位居于四合院内的中年男士。居委会的余主任率先敲响了门扉，那男子裹着衣物，一边抱怨着，一边匆匆来到院门，拨开门闩。一见到全副武装的军警，他惊讶得呆立原地。余主任轻拍他的肩膀，轻描淡写地宣布，只需他前往派出所进行短暂的学习。那男子似乎对此并不意外，因为他与余主任平日里交往颇深。尽管他先前显得有些世故，但很快便恢复了平静，答应返回屋中取件衣物，随警员们一同前往。我担忧他可能趁机翻墙逃跑，但余主任却信心满满地表示无需忧虑，而张警察则倚靠在门框上，悠哉地吸着烟。我好奇地询问张警察该男子所犯何罪，张警察回应说，是因投机倒把的罪行，“竟敢从南方走私上百台收录机，真是胆大包天！”

片刻后，男子被押出，一名女子紧随其后，泪水涟涟。来到院外，三班长从背包中掏出麻绳，迅速将男子的双臂从背后捆绑。男子意识到事态严重，情绪激动地跳脚呼喊，女子也随之哭声更甚。警察一声断喝，女子立刻止住哭泣，只是紧紧抓住男子的衣角不肯松手。我和三班长都曾在越南战场上浴血奋战，目睹眼前这等哭泣场面，心中不禁感到异样。心想，这哭泣的戏码怎会是经历过沙场烽火的人所应有的？然而，那时武警部队刚成立，人手不足，警察全员出动也难以应对，因此这类似“鸭子拔毛”的任务只得由我们这些野战军来承担。

在这次抓捕行动中，第二位被捕者是一位新婚不久的青年，因与人争执时不慎伤人，派出所已对其进行了处理。然而，恰逢严打时期，他再度被警方锁定。居委会主任上前敲响了房门，屋内昏暗的灯光下，一位年轻女子站在门口，当她瞪大眼睛看清门外警员的身影后，便失声尖叫，同时迅速关上了门。张警察凭借丰富的经验，在门即将关闭的瞬间，一步跨出，用脚牢牢卡住门边，双手用力向内推挤，而女子则从门内拼命抵抗。在这短短几秒钟的拉锯战中，屋内的男子趁机跳过后窗逃离了现场。

房门缓缓敞开，军警涌入，屋内飘散着新购家具的油漆清香。后墙的窗户敞开着，床上的被褥凌乱不堪，床头还贴着喜字。众人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在这屋内，我的职务最高，众人目光集中在我身上。然而，野战军擅长应对敌对势力，对于翻墙越窗这类事件毫无经验。我遂向张警官询问：“面对这种状况，你们公安通常如何处理？”张警官回答：“若和尚逃跑，就抓尼姑回来，否则难以交代。再说，这女子协助罪犯逃跑，是否也构成同案？”

诚然，目睹眼前这一幕，我不禁心生怜悯。新婚燕尔，岂能随意棒打鸳鸯？我甚至考虑过假装聋哑，悄然离去，毕竟这并非战火纷飞之际，随意敷衍几句，便能轻易蒙混过关。然而，当那女子昂首挺胸，倚靠在门边，毫无惊恐之色，其气势凛然，宛若革命先贤，我们反倒是显得如同碰壁的国民党特务，心生厌恶，于是不再多言。随后，张警察将那女子带离了现场。

抓捕的第三人是个30来岁的惯偷，多次被抓，放了又偷，而且专吃窝边草，招惹得左邻右舍不待见，属于不抓不足平民愤的货色。在军警面前小偷很配合，麻利地穿好衣服，又伸出两手让戴手铐。这让我们有些尴尬，因为出发前公安分局就说了，要抓的人太多，手铐根本不够使，只备了些麻绳发给各组，有粗有细，酌情使用。三班长上前用细麻绳系住小偷的两个手腕，张警察大声说“刘三儿！在里面蹲几天就能出来，路上可别胡思乱想逃跑，一旦逃走，事情可就大了！”小偷连声应道：“是是是，政府请放心，我不会逃跑也不再偷盗了。”

临出门之际，屋角床铺的破旧棉絮中传来了一个老妇人的哭泣声，那是小偷的母亲。她抽泣着问道：“难道不让儿子偷窃，我们娘俩就要饿死吗？政府总该给他一份工作，这样他就不必再去偷窃了。”面对这样的场景，张警察早已司空见惯，他面无表情地将哭泣的小偷推开。出门后，我对三班长说，把那两袋面包留下其中一袋，三班长疑惑地问：“给了她我们吃什么？”我回答：“跟着连长，还用愁没吃的吗？”于是，三班长照我的话做了，留下了两袋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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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三点，将窃贼送至监管严密的派出所，庭院中充斥着各种罪犯，他们被反绑双手，蹲坐在地，不时传来“我要上厕所”的异样叫声。不远处一棵树下，一个身影以奇异的姿态站立，定睛一看，竟是张警官之前带回的“革命战士”。只见那女性紧抱树干，双臂围成碗口大小，双手被手铐锁住，脸紧贴树干，既不哭泣也不呼喊，就这样静静地抱着树站立。我询问张警官为何要将她如此束缚，张警官回应道，其他人均为男性，唯独这位女性不知该如何安置，于是用手铐代替麻绳束缚，算是对她的一种特殊关照。

晨曦初露，众多势力按照既定时间，将捕获的恶徒依次押解至市内最为宽阔的主干道上。众人排列成队，朝着南郊进发。此时，市民尚在沉睡，唯有晨起作业的掏粪工与环卫工人伫立于路边，目瞪口呆地注视着那些被绳索束缚的人群缓缓穿行。那队伍究竟有多长，直至日上三竿，我才得以亲身体验。

破晓时分，街道上挤满了惊奇不已的行人，车辆被严格限制通行，高音喇叭中不断播放着《人民日报》关于严厉打击的社论。道路中央，不法分子被捆绑双臂，彼此之间相隔约一米的距离，用绳索串联成一条长长的队列，缓慢前行。两旁则是全副武装、手持枪械的军警押送。我身处队伍的中央，向前后望去，竟然无法辨识队伍的起始与终结。试想，这样的队伍究竟会有多长？而这不过是一个人口不足五十万的中小城市。

旭日高悬，恶徒们被押离城池，野战军收束旗鼓，归返营地。而后续事宜，则交由公检法部门处置。街头巷尾，鞭炮声此起彼伏，那是市民们对安宁回归的喜悦释放。那些昔日的地头蛇被驱逐一空，余下的宵小之辈则蜷缩于窗帘后，窃窃私语，暗自吸凉气：今后务必收敛，规矩行事。

历经严厉打击的数载光景，时常听闻有关那夜抓捕行动的传闻，说警笛长鸣，枪声此起彼伏。然而，在我所居城市的抓捕之夜，从头至尾却未曾听闻一声枪响，亦未见警笛的鸣响。自黄昏时分军警集结起，直至次日破晓行动落幕，市民们得以安然入睡，月亮西沉，太阳东升，所有的行动都在夜色的掩护和无声之中秘密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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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那么多的坏人都被弄到哪里去了？流传的说法是“内地监狱装不下，弄到大西北劳改去了。”作为军人我不知道坏人们去了哪里，但个别“罪大恶极者”的去向我却明明白白：他们已踏上通往另一个世界的旅程。

寒风凛冽的冬日夜晚，即将熄灭营灯之际，营部却紧急来电，召唤我前往开会。团部、营部领导，以及作训、军务股长等诸位领导均在场，他们是为了布置次日的重要警卫任务。回顾往昔，由野战部队承担驻地警卫任务实属常态。我们连队荣获军委授予的“英雄连”荣誉称号，深得上级的信任。曾有幸为中央领导莅临驻地视察提供警卫，而且属于内层警卫，此次我想也应如此吧。

然而，这次的任务出人意料地变得简单：我仅需负责明天在本团靶场执行外围警戒任务。

一个荒郊野外杂草丛生的轻武器射击场，平时打了靶就走，连个看场地的都不留，为什么却要我们天不亮就去警戒呢？而且是在外围？刚张嘴问了一句，副团长就沉着脸说“闭嘴！即刻分发弹药，三点半集合用餐，用餐后即刻出发！”

弹药分发完毕，众人稍作休憩，随即开饭。饭后，全连官兵身着战斗装备，悄无声息地朝着六公里外的山脚靶场进发。副团长与作训股长早已在那里静候。直至此刻，我才得知真相：将在靶场执行对多名罪犯的枪决！

这情形不禁令人愕然。以往执行死刑，罪犯多是被带到城外西边，选择河滩或偏僻山区，由法警执行，整个过程与军方无关。然而，此次却为何要在部队靶场进行这种行动？而且一次性枪决多达十数名罪犯？这恐怕会让阴霾笼罩，今后靶场上的射击精度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副团长强调，这是上级做出的决定，不宜过多质疑。他还提到，此举或许是为了确保安全，毕竟一次性处决众多犯人，难免会有不法分子企图劫法场。部队靶场因其隐蔽性和适宜性，无疑是最佳选择。

夜色尚未完全退去，距离黎明尚有时辰，靶场里阴风阵阵，呼啸声如狼嚎。我将班排长们召集起来，详细布置了任务：首先对靶场进行彻底的拉网式搜索，接着每隔二十米设立一个哨位。士兵们子弹上膛，背对靶场，面朝外持枪站立，九挺机枪则被安置在靶场四周的高处。随着天色渐明，两辆卡车载来的警察手持微型冲锋枪，在原有警戒圈的基础上，又围出了一个更小的圈。如此一来，即便是最敏捷的兔子也难以闯入靶场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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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九点，几辆吉普车与数台重型卡车蜿蜒驶近，沿狭窄的土路扬起滚滚尘土，警笛未鸣，宛如一条默默游动的土色巨蟒。直至车队抵达靶场深处，才突然集体拉响警笛，顿时，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如山崩海啸。数十名武装武警，头戴墨镜、口罩，手戴白手套，从卡车后厢跃下，随后，十多名手脚被捆、背部插着死神的旗帜的罪犯亦被推下。每三名武警押送一名罪犯，迅速向靶台行进，紧接着，“砰砰砰砰”的枪声接连响起。待细观时，武警们已迅速收枪，跑步登车，警笛长鸣，尘土飞扬而去。

这一切的完成如同闪电一般迅速，以至于我们这支英勇的对越作战连队远远观望，都为之目瞪口呆。我们原本以为这将如同电影中的桥段，先要将犯人押至刑场，依次排列，确认身份，随后举枪射击，甚至有人会在临终前发出呼喊，或许还会出现一些意外……然而，现实却毫无戏剧性，一切在转瞬间便告终结。在这热兵器时代的特殊时期，生命的消逝变得如此简单且直接。

靶台上，原本摆放标靶的地面散落着十数具尸体，横陈于地，形态各异。这一次，倒下的不再是人体形状的靶子，而是活生生的人。他们或躺或卧，或蜷缩成一团，有的仍在挣扎，有的则努力地起伏胸膛，试图挣脱束缚的绳索。我俯身近距离观察那些尚存一线生机的人体，不禁感到难以置信。那些重量不足8克、仅能穿透塑胶靶子的小子弹头，竟然能造成如此惨烈的景象。

一名法警，同样佩戴着墨镜、口罩及白手套，正对尸体进行检验。他左手紧握一根细长的金属棒，在尸体上轻轻拨弄、戳探。右手则握着一柄小巧的手枪，对尚存微弱气息的遗体“砰砰”连开数枪，神态自若，动作熟练，仿佛一位农人在细心照料自家的菜畦，其中栽种的正是白菜与萝卜。

刑场上的亡者与战场上的阵亡者截然不同。战场上的枪击，由于距离较远，死者至少仍维持着人形，面部轮廓尚且完好。然而，刑场上的尸体却多是在枪口紧贴后脑的情况下被射杀，子弹巨大的冲击力将头颅击打得如同重锤下的西瓜，白花花的脑浆如同抛洒的豆腐，四处溅落，散布在靶台上，一片雪白间夹杂着血红。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浓烈血腥，使人不敢在此逗留片刻。

我与通信员张付申迅速对靶台投以几瞥，随即匆忙离去。那位未曾经历战场的通信员，大口呕吐不止。两名排长径直走来，意图靠近一观，我果断地阻止了他们。他们身经百战，我深知他们并非胆怯，我所忧虑的是，若他们日后率兵前来射击，成绩恐将受到影响。

遥望靶台远方，几名殡仪馆的工作人员正用宽大的黑色塑料袋整理遗体。伴随着殡葬车辆的缓缓驶离靶场，军警撤去警戒线，一切尘埃落定。这场备受争议、褒贬不一的“严打第一战役”也由此画上了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