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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胡雪岩并不是最富有的，也不是权势最大的，更不是最精通政坛的人。
历史给了他光芒，却藏起了真正的首富，他的名字是王炽，来自云南。他出身于干净利落的马帮，却在清朝末年成为了皇帝倚重的“国库”。
胡雪岩的发迹离不开曾国藩和左宗棠的帮助，而王炽的起步则是因为他母亲卖掉了两只银镯。
那年是1856，云南南部战乱不断，家乡被毁，王家衰落。十六岁的他，带着母亲借给他的二十两银子，南下加入了马帮。
他走过茶马古道，那是一条连亡魂都踏过的险径。许多人进了山就没再回来，但他不仅平安归来，还满载货物，赚得盆满钵满，胆量也大增。
最早是运茶，后来运盐，再后来运药材，从云南走到越南，从个旧到蒙自，每次都赚点钱带回来。
有一次，他运了一车云南铜到南宁，路上遭遇抢劫，兄弟们牺牲了，但他拼尽全力把货物救了回来。之后，他连续三天三夜徒步走了六十公里的山路。这件事之后，再也没人敢小看他了。
王家的马帮很有名，由四个兄弟和一个管账的人组成，其中三人负责跑腿。他们是最早一批南下的商人，全靠自己的双脚闯出一片天地。
这只是个起点，他不仅仅满足于搬运货物，而是留心观察，哪些地方货物短缺，哪些地方官员贪婪，哪些地方的盐票供不应求。
他把茶、盐和铜换成贷款。拿到茶叶专卖权后，他没有自己做，而是抵押给地方官，换钱，再借钱给他们。
接着，他做了一件非常坚决的事情。
开设货币兑换店。
“天顺祥”是第一家，它位于腾冲。随后，“同庆丰”“元兴隆”和“福泰昌”相继开业。几年间，钱庄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各地。
他的钱庄遍布全国十八个省份，从不存放现金，所有分店都联网，可以统一支付，没人敢拖欠。因为他追债坚决，无论是贵州还是缅甸，他都会追到底。
胡雪岩的“阜康”钱庄背后有江南的士绅支持，而王炽的钱庄则是靠马帮的力量支撑。当王炽遇到困难时，他还能救助别人，但轮到胡雪岩出事时，却没有人来帮助他。
1870年，云南的政府财政紧张，王炽下令调动三个省的钱庄，迅速补上了军饷，结果第二天就收到了80万两银子。
后来，清朝的财政官员说了一句：“王家的钱庄，资金网络密如蜘蛛网，错综复杂。”这句话被记录在了清朝的官方文件里。
他还看上了矿产资源，比如个旧的锡矿，曲靖的铜矿，楚雄的盐矿。他直接投资当地的矿业公司，然后用这些矿产收益作为担保，发行票据融资。
在1876年，他投资了5万两银子在一个山头的铜矿上，仅仅三个月就收回了成本，半年后更是赚到了30万两银子，这可真是笔大生意。
到了年底算账的时候，光利息这一项，就够一个官员三年的工资了。
胡雪岩靠朝廷的力量赚钱，而王炽则是用自己的钱支持朝廷。
他是独一无二的商界红顶人物，头戴花翎，象征着无上的荣耀。
被称为红顶商人的不只是胡雪岩，但能够获得“一品顶戴”荣誉的，只有王炽一人。
1874年，中法战争开始，云南的军队被调走，后勤供应一片混乱。王炽拿出了60万两银票，直接送到了兵部。在朝廷还没有回复之前，他已经把军粮的运输路线都安排好了。
有人觉得他傻，他却说：“国家有战事，官员们怕承担责任。我可不怕承担责任。”
战争结束后，光绪皇帝亲自赐予“一品封典”，并且三代都能享受这个荣誉，还在皇宫里颁发了。
在晚清时期，有这样一个人，他的地位甚至超过了胡雪岩，比他还高一筹。王炽一生从未担任过官职，但他的葬礼却比当时的云南都督唐继尧还要隆重。
他的墓地在乌蒙山的“龙唇穴”，风水先生说：“再往上，才是帝王用地。”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因为清廷缺钱，特别是在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的时候，慈禧太后仓皇西逃，从西安给云南写了一封密信，信上只写了六个字：“王炽可依赖。”
第二天，同庆丰从昆明分五次运送了150万两白银到四川，结果在路上遭到了强盗的抢劫。王炽让商号自己组织武装力量，最终成功夺回了被抢的财物。
慈禧回到京城后，亲自任命某人为“诚忠之臣”，并称赞他是“活财库”。
他和清廷的关系就像绑定了银子一样，他不图做官，只想要能施展权力的地方，比如铁路。
当滇越铁路建了一半的时候，法国人提出了继续修建的条件，要求他们在铁路沿线驻扎军队，并且享有五十年的铁路管理权。王炽得知此事后，第二天便前往了云贵总督府。
这东西多少钱？
法国人出了七百万两银子。
王炽说：“我出八百万，一定要拿回来。”
他先出了第一笔钱，剩下的三百万请商人们一起凑，要求一个月内集齐。最终，滇越铁路成了晚清时期唯一一条完全由中国商人收回控制权的铁路。
这位商人曾经冒犯过外国人，法国驻昆明领事多次向清朝政府提交报告，指责这位姓王的商人独占了军工用的盐道，违反了国际商业法律。但是清朝政府对此并没有作出回应。
他曾与李鸿章私下通信，李鸿章曾写道：“王在经商上的才能，超过了我认识的许多官员。”
他并不依赖背景，本身就是个厉害的角色。
散尽千金：他不是慈善家，而是战时国家的顶梁柱
王炽的钱是用来做事的，不是用来炫耀的。
1877年，山西和陕西遭遇了严重的干旱，朝廷反应迟缓，地方官员也不作为，导致沿黄河一带有几十万灾民饿死。李鸿章将此事写入奏折。有人提议：可以调用西南地区的盐税收入，作为救灾资金。
王炽自告奋勇，三天之后，“兴文当”拿出了第一批款项，共计一百万两白银。他没有让官方发放，而是亲自派人向北出发。
在黄河边上，他带领的马队设立了粮食供应点，一顿饭就帮助了半个村子的人。
云南也闹灾荒，他没等官府号召，自己成立了“义社”。他出地、出钱、出人，修建仓库、购买粮食、救助儿童。云南官府给了他“义赈功臣”的匾，但他没挂。
在同治十二年，云南边疆的大渡河水流湍急，常有人不幸溺亡。他派人实地考察地形，经过三个月的努力，一座由72节铁链组成的桥横跨在大渡河上。桥边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王氏私人出资建造，不向百姓征税。”
这个消息传到了成都，四川总督赵尔丰问：是哪个王氏？手下回答：是昆明的王炽。
赵纠正说：“不是宗室，而是活佛。”
他还用钱办书院，云南书院荒废了，他一口气投了五万两，重新修了虹溪书院，还买了四万册书，专门请了汉口的雕版师来云南。
他非常看重的一个年轻人名叫袁嘉谷，出身寒微，曾经五次落榜。王炽资助他进京，坚信此人日后能够成为状元。果然，四年之后，袁嘉谷成功夺得了状元的头衔。
当晚，王炽在书院建了一座“状元楼”，但他没有刻上自己的名字，只是题写了：“云南有士气。”
在光绪那个时代，云南最好的学堂、书院和印刷厂都是由他出资建立的。他不在乎什么教育理论，只有一句话：“没有学问，就要给外国人签不平等的协议。”
在军事方面，他不是靠卖武器赚钱，而是自己掏钱去参战。
每次国家有战事，他都会送去粮食和马匹。无论是平定捻军还是西南的动乱，他都慷慨解囊。送钱时，他出手大方，用的是整本的支票，一次十万两银子，一次八千匹马，如果数目有误，他还会亲自补上差额。
他不是在做慈善，而是在看到体制无力回天的时候，自己站出来承担责任。这一点，官府清楚，他自己也心知肚明。
他的商业支撑了他的经济，他的资金帮助了底层人民，但他的生命却掌握在他人之手。
他不怕失败，怕的是没有人接替他。
1903年，王炽去世了，享年67岁。
葬礼用了三十六天，十三个省的商会送对联，百姓自发沿街送行。灵车前有走马帮，后有钱庄和票号的档案，他的子孙抬棺，三代同堂。
王炽的老宅子
自从那一年之后，他的名字就再也没有出现在正式的清朝历史记录中了。
这是因为很简单。
他的家族无法维持他的声望，子孙们早早争斗，钱财分配不清。清朝垮台后，分店无人打理，几年间，他的“同庆丰”因战乱衰败，银号破产，债权流失。
有人写信追讨银票，结果回信的人已经不是王炽了。档案丢失，商号也断了联系，他的商业帝国一下子就垮了，就像没人接手一样快。
在民国时期，有一份云南的档案记录说：“王家原来的产业，现在只剩下三分之一了。”过了五年，连剩下的那点产业也没了。
他的墓地曾被强盗侵扰三次，墓碑被用来建房子了，封赏的文书也不知去向。
其实，胡雪岩在电视剧中被塑造成了“商界楷模”，在杭州建了纪念馆，还出了他的传记，甚至被编入了语文课本。然而，他去世时已经破产，但很多人仍然记得他是“红顶商人”。
王炽在哪里？
在当地的历史记载中，只有一句话提到他：“云南的大富豪，对盐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没人说起他从越南运货物开始创业的故事；没人记得他曾为清朝赎回路权的事迹；也没人知道他救助过几十万灾民，建造过铁桥，帮助过贫困家庭。
王炽的老宅子
在清朝末年，那个几乎无人愿意挺身而出的时代，他是少数几个将生命、财产和诚信置于国家和人民之上的勇士之一。
没有人再替他发声，他的后人遍布各地，早已不再经商。他的账本被当作柴火焚烧，信物被古董商收购，他的商业往事只能从旧钱庄的铜牌上猜测。
他消失得无影无踪。
因为他干的是别人不愿意干的活，他赚的钱不是靠送礼、找关系或持股，而是靠冒险、明智的判断、节俭和一步一个脚印的努力。
历史爱好叙述故事，偏爱浪漫情节，钟情于胡雪岩这类的悲剧故事。
我不喜欢王炽，他太严肃、太真实，不好写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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