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诲我立身，周恩来教我成事。”对彭德怀，张爱萍始终怀揣着崇敬与信赖，将他视为自己的良师益友。而彭德怀亦对张爱萍青眼有加，赏识有加。
长征路上相知深
1934年9月，张爱萍自红军大学毕业，随即被分配至红3军团第4师12团担任政治委员一职，从而开启了他在彭德怀元帅麾下工作的生涯。彼时，国民党军队正对中央苏区发起了第五次“围剿”战役。尽管张爱萍在彭德怀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的时间仅有一年有余，但二人间的相互了解与信任已颇为深厚。
在长征途中，当中央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之际，张爱萍所属的12团勇担红3军团的先锋之任。一日黄昏时分，军团通信员携来了一道由彭德怀军团长亲笔签署的指令，命12团作为先锋部队，于拂晓前出发。张爱萍因过度疲劳，竟至沉睡至天亮，不幸延误了军令。面对彭德怀时，张爱萍预料自己必遭严厉斥责，急忙进行检讨并请求处分。然而，彭德怀却并未责骂他，仅是布置了战斗任务。当夜，部队安营扎寨之际，张爱萍再次接到彭德怀签署的命令，要求今后通信员在夜间送达命令与文件时，务必唤醒接收首长，并待首长起身审阅完毕后方可离去。至此，张爱萍方才领悟到，那位传闻中常发雷霆的彭德怀，实则是一位深具同理心、对干部关怀备至的领导者。在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后，张爱萍被任命为红4师政治部主任。
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彭德怀始终身先士卒，身临前线指挥，极大地鼓舞了各级指挥员和战斗员的士气。在攻克汝城的过程中，他亲赴前线阵地，甚至亲自操作迫击炮。在突破第三道封锁线之后，红4师接到命令，负责保护中央机关及主力部队安全渡过湘江。当师首长刚刚将指挥所设在湘江西岸岸边时，彭德怀便已抵达，他对张爱萍等人说道：“军团指挥所便设于此。”对于彭德怀而言，将军团指挥所前移至师指挥所的位置，已是他的惯例。
1935年伊始，在遵义召开的重要会议上，彭德怀与周恩来、张闻天等同志并肩，坚定地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决策，并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失误进行了批判与纠正。遵义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以王明为首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终结。会议结束后，中央作出决策，红军将北上，与红四方面军实现会师。在此期间，张爱萍所在的红四师遵照彭德怀同志的指示，承担了保护中央机关安全撤离遵义的重任。随着部队人员的大量损失，红三军团不得不进行缩编，调整为四个团。张爱萍同志被任命为红十一团的政治委员。
“你不要一味冲锋在前，要重视自身安全，减少不必要的牺牲。”因此，张爱萍对彭德怀的关怀与了解深感感激。
张国焘，以红军总政治委员的身份，下达了红四方面军南下的命令，并意图迫使中央红军放弃北上，转而跟随他南下，更有可能采取武力手段，强迫那些坚定反对他错误方针的中央领导人，如毛泽东等。鉴于此，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作出果断决策：中央领导机关必须迅速撤离险境，并率领红1、3军独自北上。彭德怀赋予红13团的任务即是：立即在巴西河沿岸布设防线，确保中央机关安全北上。在张爱萍和彭雪枫的英明指挥下，红13团不负重托，圆满完成了这一重任。
9月12日，在俄界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与会成员一致赞同中央关于红军继续北进的战略决策，并正式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问题的决定》。此外，决定将北上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担任政治委员。红3军则被改编为第2纵队，彭德怀继续兼任司令员。第2纵队下辖10、11、12、13大队，其中由红13团改编的13大队由张爱萍担任政治委员，陈赓则担任大队长。
在那时，林彪司令员提出将第2纵队的一个大队调入第1纵队，彭德怀批准了13大队的调动。他解释道：“鉴于第1纵队肩负重任，理应拥有更充足的兵力。”同时，他对张爱萍和陈赓强调：“虽然同属红军，两支部队的管理和风格或许存在差异。到那边后，你们尤其是张爱萍，要尊重当地领导，促进团结，虚心向第1纵队的战友们学习。若他们有优秀做法，不妨回来与我们分享。”张爱萍询问：“我们还会回来吗？”彭德怀回应：“何须多言归不归，身为共产党人，无论身处何地，都是一样的。”
“我这小灶嘛，对每个人都开放，只是里面的‘菜品’并不丰盛，偶尔还会有些扎牙的‘调料’。”
张爱萍刚调至1纵不久，在一次全纵部队的集结中，13大队并未按时到达，而其他大队则提前抵达。主持会议的纵队领导对此提出严厉批评，指责13大队迟到。张爱萍对此感到震惊与愤怒，会后他直接向该领导提出质疑，斥责其“凭空构陷，借题发挥，搞小圈子，不符合共产党员的作风”。领导被张爱萍的话气得无言以对。彭德怀得知此事后，怒斥张爱萍：“胡说八道，岂能公然顶撞上级？批评几句有何惧？”
红军抵达吴起镇，彭德怀率领精疲力竭、饥肠辘辘的红军小股部队对抗尾随的敌军。当得知敌军全军覆没的消息，毛泽东欣喜若狂，遂作诗赠予彭德怀，便是那首流传甚广的六言诗：“山高路险坑深，红军驰骋纵横。谁敢挥刀立马？独我彭将军！”彭德怀阅后，将末句改为“独我英勇红军”，并将诗篇归还毛泽东。听闻此事，张爱萍对彭德怀的敬意更深了一层。
不久前，张爱萍在红军大学进修期间，彭德怀特意前去看望了他以及一同在该校学习的彭雪枫。他们三人在校园中漫步，畅谈战局与国事。彭德怀突然自嘲道：“你们都知道，我这个人啊，就像高山上的马桶，臭名昭著，好骂人这一点更是出了名。”他接着说：“在我们共事的过程中，或许我曾对你们有过指责，如果有所误会，我愿意向你们道歉，并请你们指正。”张爱萍回应道：“在我看来，您的那些指责并不完全是责骂，那是一种严格的督促，是出自对你们的关爱。”彭德怀则表示：“哪里有骂人不算骂的道理？无论如何，骂人都是不妥的。从今往后，希望你们经常提醒我。”
和平时期情义重
新中国成立伊始，张爱萍供职于华东军区。当时，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有意将他调任为自己的参谋长，然而，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鉴于张爱萍在军区工作中的不可或缺性，最终未能成行。因此，张爱萍错失了成为彭德怀副手的机会。
1954年9月，彭德怀肩负重任，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及国防部长之职，同时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彼时，总参谋长一职由粟裕担任，而张爱萍则与张宗逊、李克农、陈赓等共任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专责军事行政事务，粟裕时常直接指示他向彭德怀汇报工作。彭德怀亦常与张爱萍探讨问题，不久后，便让张爱萍迁至其办公室相邻之处，同在楼层办公。自此，两人得以日夕相伴。
在一段时间的深入工作后，张爱萍深切感受到，解放军总部下辖的八个部门以及自成体系的军政统率机构，数量繁多，分工过于细致，导致机关庞大且相互推诿扯皮。因此，他提出建议，摒弃完全效仿苏联模式的体制。尽管部分同志对此持有异议，但彭德怀依然本着原则，采纳了这一建议。随后，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审阅下，组织体制的调整方案得以确定，解放军总部的八总部体制最终演变为三总部体制。
1958年秋季，张爱萍自福建前线炮击金门的任务归来，向彭德怀汇报时，便详细描述了沿途目睹的浮夸风潮、大炼钢铁的风气以及公共食堂的共产主义风尚。在此之前，彭德怀已经听闻了此类现象，对此表现出了深深的忧虑。不久之后，他亲自前往南方进行考察，特地前往自己的家乡——湖南湘潭县的乌石寨，倾听当地乡亲们的真实声音。在那里，他亲眼目睹了生产秩序的混乱和民众的不满情绪，这一切使他更加坚定了要为民众发声的决心，誓要为人民的利益鼓与呼。
1959年夏日，庐山之巅的会议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张爱萍因故滞留，直至会议数日之后方得以登山。抵达山上，无人向他告知会议进展，唯有彭德怀致毛泽东的一封长信的打印本递至他手中。张爱萍细读此信，心中不禁赞叹其笔触之妙，认为信中实事求是，剖析入微，言语之中流露出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的赤诚、对人民的深情以及对国家建设的深切忧虑。尤为令他振奋的是，信中引用了他所提供的一些事实。张爱萍对彭德怀敢于直言上书中央、直面毛主席的举动由衷敬佩。大会期间，许多同志亦感同身受。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在小组讨论会上纷纷发言，支持彭德怀的立场。张闻天更进一步提出，应当倡导民主风气，让下级敢于直言进谏。
张爱萍没想到，7月23日，毛泽东召开大会发表谈话，说现在是党内外夹攻我们，把我们讲得一塌糊涂。并对彭德怀信中的意见逐条批驳，说彭、张等人在帝国主义压力之下，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于是，大会主题一下子由纠“左”变成反“右”。少数人别有用心，推波助澜，矛头直指彭、黄、张、周。一种泰山压顶之势，使张爱萍对彭德怀等欲批不忍，不批又不行，勉强凑了两条问题：一条说彭德怀不该讲毛主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另一条则是把毛泽东批彭德怀请苏联顾问的“教条主义”的错误揽在了自己身上。“文革”时，有人批判张爱萍的这个讲话是替彭德怀讲话。张爱萍说：我是替他讲话，可惜讲得不够。
在庐山会议不久后，三总部以及各军兵种对彭德怀和黄克诚进行了集中批判。批判彭德怀的会议由罗瑞卿主持，而批判黄克诚的会议则由罗瑞卿指派张爱萍主持。然而，张爱萍认为自己不适宜担任这一职务，提议由他人接替。罗瑞卿反问张爱萍为何不适，张爱萍解释称自己存在过错，不便对他人进行批判。罗瑞卿坚持这是组织安排，张爱萍最终接受了任务。他仅宣布会议开始，并未作任何解释，允许愿意发言的人自由发言。与会者中，有的随波逐流，有的则无中生有，进行恶毒攻击。张爱萍事后表示，这次大规模的批判让他获得了许多新的认识，也结识了一些原本不熟悉的人物。
“文革”爆发之际，张爱萍不幸被诬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残余分子，被视为彭德怀的忠实追随者，自然难以幸免。在一次针对彭德怀的批判大会上，他被迫加入了陪斗的行列。这次批斗会是由解放军三总部、海空军、各兵种、各军事院校以及国防科委等多方联合举办的，一同遭受批斗的还有彭德怀的资深部下黄克诚、杨勇等人。目睹年迈的老领导遭受如此残酷的折磨，张爱萍内心充满煎熬。
“或许彭老总能听到我的声音。”他多么希望彭老能感受到，自己并未被遗忘，他的部下们依然在怀念他，哪怕只是一丝安慰也好……
直至1972年11月，张爱萍的监护状态得以解除。在“张爱萍专案组”对其所作出的结论中，尽管其他指控均被逐一驳斥，却仍保留了一项“犯有美化、吹捧刘少奇、彭德怀的错误”的指控，作为结语留存在案。
晚年岁月思念浓
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同志不幸在北京含冤离世。至1978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彭德怀同志的追悼大会。会议结束后，张爱萍同志仍旧悲痛难抑，对未能与彭总在蒙难之际相见，心中深感遗憾。翌日，他夜以继日地创作了一首《鹧鸪天·怀念彭总》，以此抒发对逝去战友的深切哀思。词云：“平江春雷半壁天，井冈星火信燎原。横刀立马中流柱，同拯神州换人间。卫真理，何惧权！刚正与民共尘缘。春风吹散庐山雾，元元追思万斯年。”
不久之后，著名诗人臧克家担任主编的《毛泽东诗词鉴赏》一书，特地致函邀请张爱萍撰写一篇关于《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的鉴赏文章。张爱萍慨然允诺，完成了一篇图文并茂的美文，详细记载了毛泽东创作此诗的经过。文中称，这首六言诗言辞简练却意蕴深远，情感炽热却清晰易懂，形象生动且气势恢宏，在咏人诗篇中堪称独步。它不仅是一首致敬将军的颂歌，更是一首表彰无数志士的诗篇。此乃诗人情感激荡的赞颂之作，领袖深情的嘉奖之令，亦是一座由毛泽东主席亲手为彭德怀元帅镌刻的雄伟丰碑。
他当之无愧地是一位真正的人。成为一位真正的人谈何容易，但他做到了！他，就是一个真正的人！像彭老总这样的杰出人物，我们国家若是能多一些，那就更好了。对他的怀念之情，将永远延续……
首次将彭德怀誉为“一个真正的人”，张爱萍成为首位如此赞誉之人。自此，“彭德怀乃真正之人”的言论如同春日和风，细腻滋润着人心，赢得了广泛的认同与赞誉。不久，彭德怀传记编撰团队便以此为核心，精心编著并出版了《一个真正的人——彭德怀》一书。
张爱萍坚信彭德怀乃是一位纯粹之人，他更坚信：我们的社会亟需彭德怀这类纯粹之士。因此，他始终自觉自愿地以“纯粹之人”的准则要求自己，并在诸多场合积极倡导，力主成为一位纯粹之人。
退休之后，张爱萍毅然拒绝了所有职务的邀请。1998年，即便年事已高，88岁的他仍全力以赴，积极参与筹备彭德怀诞辰100周年的各项活动。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计划拍摄一部描绘彭德怀生平的电影，特地邀请张爱萍担任顾问，并恳请他代为致信相关部门以提供协助。张爱萍欣然答应，不仅就电影的题材和注意事项发表了个人见解，还亲自致信相关部门的负责人。
彭德怀的侄女、担任总政治部纪检部部长的彭钢，针对纪念彭德怀百周年诞辰的系列活动以及铜像揭幕事宜，先后两次向张爱萍进行了详细汇报，并恳请他向相关领导提出宝贵建议。张爱萍欣然应允，并与彭钢共同商讨了具体的实施计划。
在筹备彭德怀同志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之际，原彭德怀办公室主任王焰特邀张爱萍同志担任“纪念彭德怀诞辰100周年书法美术展览”筹备委员会主任。王焰同志还请张爱萍同志亲自题写展标，并提交作品，并撰写纪念文章。张爱萍同志对各项任务均表示欣然接受，并迅速高效地完成了所有任务。在此过程中，他严谨履行主任职责，多次召开会议听取汇报，积极协调解决了一系列实际问题。
在张爱萍构思撰写纪念彭德怀的文章之际，他回想起与彭总并肩作战的南征北战岁月，以及彭总领导整军建军、构建海防的生动场景。彭总那身经百战、致力于治军建国的辉煌业绩，以及他刚正不阿、坦荡无私的优秀品格，无不令人敬佩，值得被记录，理应被赞颂。然而，若要全面涵盖这些内容，恐怕需著成一部宏大的巨著。经过深思熟虑，他的目光最终聚焦于内心深处的一个观点：一个真正的人。
“彭总拥有坚定不移的信仰、坚不可摧的意志以及不屈不挠的革命意志”，“他全心全意为人民谋求幸福，忠诚地为祖国献出全部心力。”“彭总的一生，始终秉持正直与光明，坚守真理，勇于直言”，“面对真理与正义，他勇往直前，毫无退缩之志。”“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总是身先士卒，亲临前线指挥。”“他对待领导干部要求严谨，对待那些品行不端者决不姑息”，“而对于部下与同志，他却关怀备至，体贴入微”。
该文于1998年10月19日的《解放军报》及10月24日的《人民日报》上相继刊出，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众多熟悉张爱萍的资深人士纷纷表示：“这简直就是张爱萍的画像。彭德怀对他的影响深远，他就是如此人物。”更有直言不讳者称：“张爱萍便是彭德怀的继承者！”
《幻世九歌》一个老玩家的碎碎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