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在工作中取得较好成效之际,往往是毛主席的思想得以顺畅实施、未受阻碍之时。一旦毛主席的见解未得到应有的尊重,或是遭受了严重的干扰,问题便会随之浮现。回顾我们党十几年的发展历程,正是这样一段历史。
林彪的这番言论,固然蕴含着个人的私念,然而其蕴含的某些观点亦不可否认地具有合理性。正如他在《书名号》中的表述:“我们党历经的十几年历程,正是如此这般的一段历史。”
毛主席并非生而为领袖,在党内初期,其地位并不显赫,时常面临压制、排挤的困境,乃至遭遇撤职、开除党籍的严厉处分。然而,这一系列对待毛主席的方式,却导致共产党步履维艰,屡经挫败。
例如,《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些运动分别聚焦于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的权益与斗争。
中国共产党在早期阶段,全面借鉴苏联经验,遵循的是苏联模式的革命途径:即在各大城市中掀起工人运动的浪潮,确立工人阶级的领导核心地位,以期最终赢得革命的全面胜利。
这一观点确实有其合理性,鉴于工人们聚集更为紧密,所承受的资本家压迫也更为沉重,故而相较于其他群体,他们更易于团结并组织起来。
毛泽东主席在早期同样遵循了这一路线,举例来说,1922年发生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便是在他的领导与组织下爆发的。
然而,毛泽东主席逐渐认识到,尽管城市工人阶级的力量颇为雄厚,但相比之下,反动势力的力量更为强大。任何工人运动的发起,都会面临反动派十倍乃至百倍的残酷镇压。正因如此,多数工人运动均以失败告终,导致了极为惨重的流血牺牲事件。
因此,毛泽东同志将视线聚焦于乡村地区。
普遍认为,农民群体深受封建思想束缚,观念滞后,且居住分散,难以凝聚成统一的力量。然而,经过毛主席的深入调研,发现农民所遭受的压迫同样沉重,他们的反抗意识并不亚于工人,只不过尚缺乏有效的组织者来引领。
此外,相较于其他地区,农村中的反动势力相对薄弱,主要由地主武装构成。一旦成功动员起广大农民,便能迅速赢得胜利。同时,农村地域辽阔,所占据的地盘更为广大,且粮食等各类物资也更为充裕。
然而,彼时中央并未采纳这一见解,仍旧固执地在城市中掀起工人运动,最终导致了重大的损失。
后续的历史进程已确凿无疑地验证了,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构想是正确的,正是凭借《农村包围城市》这一策略,中国革命才赢得了最终的辉煌胜利。
再比如《书名号》中提及的军事指挥领域。军事指挥的核心在于高效有序地调动兵力与资源,以确保战略目标的顺利达成。它要求指挥者具备敏锐的洞察力、果断的决策力以及出色的组织协调能力。在复杂的战场环境中,军事指挥还需灵活应对各种突发情况,及时调整战术部署,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这一系列复杂而精细的过程,构成了军事指挥的核心思想与关键要素。
毛主席虽未踏入军校之门,却擅长在战争的实践中汲取智慧,提炼出一套卓有成效的游击战术体系。他并不执着于与敌军争夺城池领土,而是着重于保存自身实力,通过集结兵力形成局部优势,逐一消灭敌人。在此基础上,他概括出了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在我军尚处于力量薄弱之际,采用此种游击战术实为最佳选择,然而,遗憾的是,这一战略并未得到中央部分人士的认同。
在多数人的认知中,战争形态依旧停留在传统模式上,尤其是在深受苏联“范例”影响的情况下,中央层面的决策者持续主张攻打大型城市,并与敌方实施阵地对峙与正面交锋的战术。
最为典型的例证便是五次反“围剿”行动,其中前三次均由毛主席亲自部署指挥,采用的是毛主席所倡导的游击战术,最终均取得了胜利,三战告捷,成果斐然。
然而,中央非但未给予认可,反而撤销了毛主席的红军总政委一职,剥夺了他的指挥权力。因此,在随后展开的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红军在李德与博古的领导下,屡战屡败,遭受了重大损失,最终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踏上了《长征》的征途。
长征初期,军事指挥依旧遵循李德与博古所制定的战略方针,致使湘江战役中,红军八万之众骤减至三万,众多部队惨遭覆灭的惨重损失。
在如此紧迫的局势下,中央被迫召开了遵义会议,决定剥夺李德与博古的军事领导权,并恳请毛主席再度出山领导,这一举措最终引领红军摆脱了困境。
进入全面抗战阶段,王明自苏联返回国内,依仗共产国际的支持,意图全盘否定中央确立的独立自主抗日方针,主张“所有事务均需通过统一战线处理”、“无条件服从统一战线原则”,这一立场严重制约了共产党的发展空间。
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得以召开,会上对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进行了否决,并再次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核心地位,由此,中国革命逐步步入了正确的发展轨道,呈现出新的面貌。
故而,林彪指出:“当我们的工作取得较好进展时,正是毛主席的思想得以顺畅实施、未受阻碍之际。反之,若毛主席的意见未能得到应有的尊重,或是遭遇重大干扰,问题便会随之浮现。”这无疑是历史的真实写照,任何人皆无法否认这一事实。